第21章

    我被他让进屋，让了座，屋里一股药味儿。想起来了，刘峰过去的体嗅就是淡淡的药味儿，身体某部位在贴膏药。他五岁开始翻跟头，二十岁开始抄跟头，总是这里那里发生莫名酸痛。这座宿舍楼是八十年代末的，而屋内装饰简直就是从八十年代直接搬过来的，塑料地板贴膜，带玻璃拉门的五斗柜，一对米色的布沙发，靠背和扶手上盖着工艺美术商店买的挑花饰片，茶几上放了个茶盘，上面有个凉开水瓶子和六个玻璃杯。茶几下还放着一个稀罕物，铁壳暖壶，上面印的字迹被年代剥蚀了，但还看得清学雷锋标兵什么的。我拿出一盒西洋参，一小袋虫草，放在茶几上。我不知道这些补品对人有益还是有害，当礼物送，也是瞎送。我的皮包里还有个信封，装了三万元，我会在告辞前悄悄塞到哪里。这年头，阔气的人都生不起病，漫说刘峰这样的老北漂。刘峰从厨房提来一壶刚烧开的水，给我沏上茶。又拆开一袋瓜子，倒进一个不锈钢小盘。他一只左手做事比人家两只手还利索。

    他看我眼睛不老实，往各处溜，就说，她不在家，去老龄大学教西藏舞了。

    我想，原来他女朋友跟我们还不隔行。

    到底病得怎样了？好点儿了吗？该问的话我一句也问不出。刘峰给我沏了茶，还拿出一个苹果，扎在桌子上的一个固定铁签上，用刀细细地削，果皮儿像是给车工车下来的，又薄又匀地从刀刃下流出。他一只手削水果强过我两只手。铁签仿佛一个台虎钳，他把写字台变成了工作台或者机床。我说刘峰对付什么都有招。他笑笑说，可惜当年早早辍学，到剧团翻跟头混饱肚子，没受啥教育。我说不然了不得了，他这辈子光吃发明专利都吃不完。我们就都笑了。

    我说起上次在郝淑雯家的聚会。我，郝淑雯，林丁丁，喝了两箱啤酒，原来只买了一箱，半夜又出去，到日夜服务的便利店又扛了一箱。刘峰问，林丁丁现在怎么样。他问得自然轻松，看来有了新女朋友那块旧伤愈合了。

    “你没去，丁丁挺失望的。”这种情形指望我说什么？说什么都无关痛痒的。也许，该恭喜他，终于无关痛痒了。

    刘峰笑了一下，眼睛里有缅怀和幻想。

    “春天我在王府井看到你，刚要叫你，又找不着了……”我说。

    “我躲着你呢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

    他还是笑笑。我已经不期待他解释了，他倒突然开了口：“人得了大病，跟过去的熟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”

    我应该珍惜这个时机——是他自己把话头扯到病上的。但说什么呢？会好的，现在很多肠癌患者都治好了……听说你在化疗，效果怎么样？……没有转移扩散吧？……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？……

    都显得不合时宜。

    “医生跟我说了，没有复发，也没有转移。挺到第五年，应该就算安全了。”他好像怕我受惊吓，安慰我呢，“现在是第三年。就是化疗的一个礼拜不好受。其他也没啥。”

    “那次在王府井大街上，我看你还挺精神的。”

    “这次你看我气色差是吧？刚化疗完，下水都吐出来了。一礼拜，生不如死。养一阵子能恢复。”他继续安慰我。

    “听说虫草炖鸭子有抗癌作用……”

    “干吗破费？虫草齁贵的。”

    我笑笑，“能贵哪去？又不当饭吃。”

    话题转开，他提起前些时有老兵乞讨的事。

    “那几天我跟着老兵乞丐，想劝劝他们，算了，别给国家现眼，也别给自己现眼。一个国家这么大，跟一个大工厂似的，产品总得改换，机器也总得更新，咱们就算是些老机器老零件，老螺丝钉，给换下来了，扔了，不换不扔工厂就得关门。不是好些工厂都关了门？工人不都得下岗？咱打完仗也就下岗了。哪个国家都一样，当兵的嘛，仗打完了就都是换下来的废零件，旧螺丝钉。不能说螺丝钉旧了，没用了，非不让扔，那会行？不讲道理了不是？我说咱别跟美国退伍老兵学，当叫花子，满大街出丑，倒是出了国家丑了，不更出自个儿丑吗？”

    “你这么劝他们的？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“他们怎么说？”

    “他们揍了我一顿。他们正没处撒气呢。我这只假手救了我的命。”他把戴白线手套的胶皮手从衣袋里拿出来，晃了一晃，又揣回去。那个破了洞的塑料手大概被淘汰了，它可比旧螺丝钉更没用，“他们看到我一样也上去过，下来都不齐全了，就算了，不揍了。”

    以这样的思路让他自己想开，我无语。

    刘峰突然又问：“小林现在一个人？”

    我说是一个人。

    “过得咋样？”

    我记得刚才告诉他了，过得还行，给富豪看守空房子，活儿轻，挣的不错。但那番介绍似乎没让他满意。也许他想听我说，丁丁过得不好，寂寞，异乡异客，老无所依。也许他想听听细节，有色彩，生动点，比如她穿什么戴什么，胖了瘦了眼睛是否老花了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聚会时拍的照片。

    我用手指划拉着小屏幕，喏，这是丁丁，这是我，这是小郝……刘峰静静地看着，脸上带着静静的微笑。

    我没有等到那个教西藏舞的沈老师回来，看见刘峰神情钝了，想到化疗的损耗我们健康人不可估量，所以赶紧起身告辞。临走我给他写下我家住址，他掏出老花镜，辨认一番说：“离这儿不远。”其实我们都住在同一条发臭的干枯河道旁边，他在北头，我在南头。我发现他老花镜的度数极高，把他的单眼皮眼睛放得老大。

    他送我到门厅里。我看见门口右侧有个放信件和报纸以及钥匙的木头挂箱，红色油漆，还雕了花鸟，工艺细致，带点乡村情趣，刘峰的左手也被他训练得这样灵巧，瞧这番雕刻手艺。我趁他给我开门，把装着三万块钱和一张慰问卡片的信封放进了红色挂箱。

    我开着车，想到那个红色雕花的小木箱。它去除了刘峰生命的灰白，证明他还有那份兴致，那份闲心，给日子添点亮色，给他的女人添加一点意外。我想到四十年前，那个刘峰，为我们修这个做那个，不停地做一堆无成就的琐屑事物，而做本身就是成就，日积月累，一大堆的无成就就是他的成就。他是个当今谁也不需要、谁也不尊重的人了，这种人就叫好人。

    再一想，我醒悟到，他那么高度的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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