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家的政策是医院自己负责财务,药品实行各个省招标。如果药品统一采购,实行公费医疗,国家要补贴。也就是说,国家把这个包袱放在了老百姓身上,让病人成为鱼肉,医生成为刀俎。医药代表就是利用现行的“医药不分家、以药养医”的格局生存的。
没做医药代表前,还以为平价药店药品己经很便宜了,因为医院更贵,做了这行后,才知道平价药店也是暴利,现在的医疗制度实在太腐败了。有的药进价才几毛钱,但卖出才常常几十、几百元。
比如一盒极普通的药,从药厂卖到一级代理商(全国总代理)为1。5元;全国总代理将其转卖到各地二级代理商(多数为私人承包)的价格为5元;二级代理商卖给医药公司的价格摇身一变成了30元,其中25元的差价费包括给医生的处方费12到15元,药房统计员的统方费2到3元,还有给医药代表的提成3到8元,其余则为二级代理商自留利润;医药公司卖给医院的价钱为35元,其中5元为医药公司中介搭桥费用;而医院最后卖给患者的价钱为45元,其中10元为医院自留利润。价钱较之出厂价己翻了30倍,据说成本低得可怜。
出厂价1。5元的药就可以卖到45元,至于出厂价15元的药,最少都要卖到百元以上的。病人进医院看病,医生开药,看似平淡无奇,其实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支药都是有回扣跟着的。医生给病人看病开什么药不是取决于药品疗效,而是看哪家医药代表给的回扣多,药价越高回扣越高,拿得最多的就是科室主任和所谓教授级别的,最高的每月可拿十多万。当然,做手术的医生是不屑于拿这些回扣的,因为病人家属的红包早就把他们喂饱了。
张声翔接触过的所有医生都有车,还是好车。单纯按照他们工资条上的收入,根本不可能买得起车。特别是中午时分,不少医生连白大褂都来不及换,就开车走了。很多时候,他们是被利益相关的人请去消费了,这些消费,很多是由医药代表请的。
在公司老医药代表的引导下,张声翔仅做了半年,月收入就达到一万元了。但他却毅然辞了职,辞职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复杂,因为他还没有丧尽天良:“看到病人如获至宝地拿着医生开的处方抓药,我心里就特别难受,真是应了那句话,‘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’。”
辞去医药代表后,他便开始从事工厂的人力资源工作。虽然他有理论知识,但珠三江这边工厂的人力资源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知识,是个人都能做,专业性不强,流动性就特别大,反正中国人多,你不做还有别人做。更重要的是,身为人力资源工作者,他竟然不站在公司的立场去压榨工人,有时还为工人说话,这是做人力资源的大忌,所以他在一家公司从未呆满过一年,直至辗转进了樱之。但明天,他不知道自己又会在哪里?
说到这里,他唉声叹气地猛灌了大半瓶啤酒。对于我们打工者来说,每当谈到前途的话题,许多人和我一样心情沉重。在这个城市,我们只是被视为创造GDP和利润的机器,而不是这个城市的一员。虽然大多数财富出自我们之手,但我们没有事业,没有家庭,没有生活,没有未来。我们活在城市与农村的边缘,两边却又都靠不了岸。我原以为只有一线的工人如此,没想到身为樱之厂人事部招聘组长的张声翔也不例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