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挥刀自宫后,小牙就可以对自己老婆有感觉啦?”
张无极说:“可以呀,生理感觉都没有了,只剩下升官发财这个感觉。小牙被老婆踢出家门,找我喝酒,很快就把他的事情给和盘托出了。”
“政治上不够成熟。”张无极总结道。
两个小姑娘也都笑了,她们听懂了发生在小牙身上的一切。不知道此刻她们是否愉快地体会到,幸福的人是相似的,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。
凌晨五点多,我们三个腰杆笔直,从陡峭得有些夸张的会所台阶上往外走,脚下的铁皮被我们踩得嗵嗵作响。我们互相问“怎么样”,答案都是“不错吧”“还行”。沉默一会儿后,我说:“真烦人,老婆搬出去还没回来,不知道怎么把她请回来。”
小牙第一次听说这件事,问了几句,在提问中,他的语气逐步恢复成领导干部的语气。张无极打岔说,小牙发泄了一个晚上,主要是因为恐惧,我嘛,我是因为热爱。他的话又一次把小牙打回原形,一个有家有口的中年人。
我们决定吃点东西再散,张无极带着我们往巷子深处走去,路过卖煎饼的摊点和扫地的环卫工人,路过污垢深厚的街道和苍白的天空,走进了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烧烤店。这个时候人还是很多,密密麻麻的人群围坐在几乎看不见的小桌子周围吃着喝着。
小牙对张无极说:“无极,我今天能不能回家去和我老婆再谈谈?”我忍不住插话说:“小牙,你怎么跟别人咨询情感问题的口气都像是领导发言?”
老板呼啸而来,麻利地把一次性的筷子、杯子和劣质不锈钢碗放到我们眼前,拿着纸和笔问我们吃什么。“二十个生蚝,二十串羊肉串,三份烤韭菜,三串烤青椒,三碗酸辣汤。”张无极熟练地报着。小牙连声说:“够了够了。”张无忌说:“这是早饭,还有六七个小时才吃午饭,你以为是吃夜宵吗?”
我觉得时间有点儿错乱,过去的十来个小时被切割得大小不一。我想起手机关机了,于是打开。没过一会儿,一条条信息涌出来,都是提醒我有未接电话。其中夹杂着几条短消息。电话都是老婆打来的,显然她有急事;再一看短消息,我一阵恐惧,她的急事是——她带着女儿回家了,就在我出门后一小时内。对此她有所解释:“女儿醒了,睡不着,喊爸爸,我简单收拾一下就回来了。你不在家,关机。”
她质问我:“你是出去找相好了,还是找小姐去啦?”
我把所有消息梳理一遍,她应该是凌晨一点左右到家的,此前她给我打过一个电话,到家后发了一个消息,然后又打了大约十个电话,最后发了两个短消息,时间是凌晨三点半左右。那时,我已经知道了小牙的事,但不知道自己的事。
菜和小吃一一端上来,我把老婆的情况说了。张无极满怀歉意地安慰我说:“没事,你就说和我们在一起,手机没电了。实在不行你把小牙的事告诉她,让你老婆给小牙打电话。”小牙也大度地下命令:“到八点你让她给我打电话。”
张无极立刻毛了:“为什么让她给你电话,你应该给她打电话!”
他们说着,电话又响了,是陈尚龙,和我确认这个周末回不回去。连父亲对我清明是否回去都不甚关心,看来,陈尚龙绝对有求于我。这时是清晨六点。三月的清晨不仅寒冷、苍白,清晨时分的真实街景肮脏丑陋、混乱无比。我们三个草草吃完烧烤,用啤酒润润嗓子,作鸟兽散。
七点不到,我回到家,随后就是没完没了的解释。
我对老婆说:“昨晚,多年没有联系的表弟陈尚龙连续打我电话,说是找我有事,一定要见我。我实在不想带他回家,如果你们在家,我可以带他过来,但是你们不在,我绝对不能带他回家,他回去到处说我们分居我就麻烦了。我只能深更半夜出去和他谈心。就在你打电话给我之后没一会儿。”说着,我把手机通话记录翻出来给老婆看。手机证明了昨晚很晚的时候陈尚龙确实打了我两次电话。第二次是十一点,我解释说:“他第二次电话时,已经到了附近了,我让他在新街口地铁站2号出口那家通宵营业的麦当劳等我。”
老婆又问我:“那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件事?”我解释说:“我自己又没有想好。我关机,不是出去干吗,是打算不理陈尚龙的,反正他也找不到我们具体在哪儿。但是我还是慢慢地走过去了,几乎是不由自主的,亲戚找我有事,我想拒绝,但害怕拒绝的后果,陈尚龙背后站着很多人,那可是一支没有边际的队伍哇。我真希望我到了的时候他已经走了……”
老婆奇怪地问我:“你怎么会慢慢地走过去呢?以你的性格,不理他就是不理他了呀,你这么冷漠。”
我绷着脸说:“亲情,是亲情让我慢慢走了过去,血浓于水。”
老婆笑笑,基本上相信我真的见表弟去了。
“那他没有走?你们谈了一个晚上?”
“是的,一直谈到凌晨五点多钟,后来他坐第一班地铁回去了。他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后又给我打了个电话,你看,就在……”我停顿一下,“就在六点整,这时他已经上了开往郊县的长途车了”。
“他什么事?”老婆语气非常不满,但是我听得出来她已经相信我确实一个晚上和陈尚龙在一起,她对陈尚龙也逐渐有了一些印象,一小部分是通过回忆,毕竟逢年过节时见过三四次,更多的是通过我的描述。有了印象之后,她同样认为,这个弟弟和我之间形同陌路,如此这般找我,一定是出了大事,可能是家庭对家庭之间的大型事务。
这时,我有了新的苦恼,陈尚龙三个电话都没有说找我什么事。我不知道怎么对老婆说陈尚龙的事。我不可能说,我们聊了一个晚上,难得一见的两兄弟,在市区最繁华的新街口的麦当劳,没完没了地喝着咖啡,周围尽是些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和看不出年龄的服务业的姑娘,然后,我们什么都没有说。
我一狠心,告诉老婆:“陈尚龙找我有两件事,其实是一件。他想离婚,要赔对方十万块钱,他打算跟我借钱。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情和第一件是捆绑的,那就是,如果不借钱就不离婚,而我要负责帮他生一个小孩。”
老婆问我:“什么意思?”
“意思就是,他结婚后不能生育,但因为他们夫妻住在他父母这边,老婆来自遥远的西部,因此,舆论一致认为问题在女人身上,只有他本人知道是他自己的问题。他想让我和她老婆生个孩子。我是被证明过的,女儿长势喜人,异常可爱。陈尚龙见过,印象深刻。”
听了这种不着边际的话,老婆怒斥:“神经病,太过分了!”
2
凭着想象力和胡诌,总算让老婆相信我是和表弟待了一个晚上。但对帮他生孩子这件事,老婆明显不相信,我也不信。
九点多,我到了单位,一边和以往一样在电脑上浏览新闻,一边开了一个窗口,写下自己此时此刻最为烦恼的几件事。首先是陈尚龙找我到底什么事,十二个小时过去了,他居然一句都没有说,这比他说出一件我办不到的事还让我难受。看来他不简单,说一藏十,领导风范;其次是如果陈尚龙找我办的事,和我对老婆说的完全不一致,我又要花工夫去解释了,例如,他不是找我借钱(当然,他绝对不会找我帮他生小孩),而是找我安排或者介绍一份在城里的工作。何况这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。
发生在小牙身上的事,我也不知道怎么对老婆说,它不仅幽默滑稽,而且直指人心,黑暗无比。这件事几乎不能对任何人说起,每个听众都会聪明地联想到,当我说“我有个朋友”时,说的就是自己。
老婆打来电话,吞吞吐吐地说:“你表弟真的找你帮忙?”我站起来把办公室的门关上,不无嘲讽地说:“是呀,不然怎么会说一个晚上。他结婚四年了还没有小孩儿。他老婆你见过的,非常朴素的一个人,充满了乡土气息,个子很高……”
老婆打断我的话说:“那就是说,他不能生小孩儿,然后觉得你可以帮忙?”
我说:“应该是的吧!”
说完我有点儿后悔,我应该对老婆说出事实,而不是说出我的猜测。过去的几个小时里,我大致梳理清楚了陈尚龙的事,把各种道听途说和他的实际行为综合起来,我觉得他最大的麻烦就是和生育有关。在农村和新农村,不能生育是最大的罪过,会遭受一切恶毒词汇的形容。在结婚之后和女儿出生之间的三年里,母亲无所不用其极地催促我们要孩子。她使用的手段都局限在言语层面,但是这比动粗还粗暴,例如:
“看到别人家小孩儿出生,发红鸡蛋,我只能躲在家里一个人哭!”
“看到别人抱着小孩儿走在路上,我只能绕着走。”
“人家问我,什么时候抱孙子,我难过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,脸上还要笑嘻嘻的!”
“再不生小孩儿,我们抬不起头来做人了。”
类似的表述以及更加恶毒和猛烈的措辞,甚至具体行动,陈尚龙应该都遭遇过了。我几乎能确定,他找我,背景就是他不能生育,如果他能生儿育女,就不会找我这个表哥——想到这里我觉得非常荒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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